暴风重组

藏富于民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只要老百姓富足了，在上者哪有不足的？如果百姓贫穷了，在上者怎么能够足？这实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但是，能不能得到，则是由命决定的，不是由人决定的。那么，人之贤与不肖，难道与人自己无关吗？天为何使有些人为贤，使有些人为不肖呢？这是一个问题。

口、目、耳、鼻、四肢是人的感性存在，其功能则是对味、色、声、臭、安佚的知觉及欲求，这都是人的自然需要，是自然界给予的，既是性，也是命。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是将人降低到自然生物水平，抹杀了人的理性能力或主体意识。善被认为是道德价值的客观标准。但民意也不是个人的、主观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其依据就是自然界的目的，即天命。

认识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人的生命价值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而不至于将自然界降低为一个还原论的机械式的物理世界或生物世界。前面说过，孟子有大体、小体之说，心作为大体，既然是对小体而言的，那么，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它就是最重要的。礼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和标志。

而丧祭之礼，就是表达这种宗教情感的重要方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核心内容就是礼。如果不能按礼而行，一味地为和而和，不用礼进行调节，就会一团和气，没有原则，那也是行不通的。祭神时，就如同神真地在那里。

君臣之间是使即使用和事即服事的关系。人的自我价值是在相互的礼节、礼仪中得到相互承认的，也是在相互承认中得到实现的。

谨慎而不知礼，则只是懦弱。就孔子作为一位礼的专家而言，他的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17] 可见，孔子是反对用刑罚杀人的。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的学生曾子努力实践了孔子的教导，临死时叫弟子们易箦，启予足，启予手，然后说道：而今而后，吾知勉夫。[1] 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42页。而周礼则是可以证明的，文献也是足够的。这个道就是人道，以仁为根本内容。

周公不仅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他就是为周朝制礼作乐之人。但孔子正处于周朝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已不再由上层贵族所垄断，而是下移到民间。

[12] 意思是，齐国变一变，就能达到鲁国的程度。而在他看来，礼就是代表社会秩序的。

只要你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民就会好起来，何必用杀的办法？这里又涉及德治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这里就不说了。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至于孔子的这个理想能不能行得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孔子很推崇周公，曾以不复梦见周公[5]为憾，且有自己年龄已长、精力已衰之叹。这个精神就是重民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而自然界的生命创造是永不停息的，也就是永恒的、无限的，并且通过父子相续而得以实现。

不管大事小事，都应当按礼而行，才能达到和谐。否则，只知周礼也就可以知道夏、殷之礼了。

夏、殷之礼虽不可证明，但是可以说出它们的主要内容。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他所强调的始终是文化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

管仲虽然有僭越，违反了礼，但在更大的问题上，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有贡献的，是符合仁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各自的礼俗，成为维持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纽带。

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却有不同看法。名分是一个标准，按此标准去做，就能正其身或其身正，别人也就有所遵循了。这是孔子所不愿意看到的，故称之为天下无道。孔子并不是迂到不知时世变迁的地步，实际上，他已接受了诸侯称霸的事实。

他既已走完了生命的历程，再叫一声小子，又意味着生命的传承。但是，丧葬和祭祀之礼又是不可缺少的。

礼的范围很广，包括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礼节仪式等诸多方面。也可以说，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与君子这个名不相称。

[30] 孔子反对人祭，但是对于羊，他却没有他的学生那么爱惜。其中，对管仲的评论就具有代表性。

如果有三年的爱父母之心，也就不觉得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了。正名就是端正名分，名分摆正了，做事就有了依据。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受到了涂炭。在死者亲属旁边吃饭，则未尝饱也[26]。

孔子以郁郁乎文哉来形容周礼，说出了它的人文精神的特征。管仲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因此，有人将他归入法家。

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三代之礼的沿革变化，其目的是想从中得出某些有价值的结论。不忘记和遗弃他的同事、朋友，人民就不会对人冷淡而无情。

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是表示社会秩序的形式，并不是维护实际上的天子，至于是什么样的礼乐征伐，孔子并没有说。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管仲应当是不仁。